国有设计院在 1949—1952 年间组合而成。 这些设计院附属于市、省、大区、部委及某些大型单位等各级各类行政机构，如市级设计院、省级设计院、山西建筑设计院、铁道部或建设部设计院，等等。 “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1968—1971），一些设计院如建设部设计院经历了冲击、解散、恢复的过程。

1978 年之后邓小平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鼓励市场机制的引入。1979—1983年间，设计院开始对外收取设计费、对内采用奖金制和绩效责任制，使作为事业单位的设计院逐步转变成面向市场的企业单位。 1984—1986 年间，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条令，推动并规范了一个开放的设计市场，包括招标投标 规则、私营设计公司体制和设计单位技术能力分级体系等。

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设计院的改制在 1993—1995 年间遵循“抓大放小”原则，将中小设计院转变成股份制的民营私营企业，而最大的设计院则继续为国所有，成为国资委直接股控的国有企业或中央直属企业。在 1990 年代后期，央企和国企设计院以国际大型设计及工程有限公司的模式继续改进完善自身。 2001 年中国加入国际世贸组织，促使设计市场进一步开放和国际化。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一个多元并存的格局建立了起来，各种设计机构平行发展、互相竞争，它们包括国企设计院（集团）、股份制设计院、民营设计公司、事务所、工作室、中外合资设计体、外资设计公司，以及各种灵活多变的混合体或联合体。

1949—1978 年间的设计院，经费由中央统一拨款，基本不收设计费；功能比较综合；规模大，人数上千；技术覆盖面广（设计、科研、历史保护，等等）；建筑设计的类型覆盖也宽广，包括民用、工业、军事和基础设施建设；尽管有民用和工业设计的划分，其深入的专业化程度并不高，综合与多面是当时设计技术的特点。改革开放后（1978—），就国企央企设计院（集团）而言，发生了许多变化：技术更加专业化，规模更加庞大，一些集团员工人数达三四千人。

设计院的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包括三个方面的转变。

一，本身的变化：开始收设计费、实行员工合同制、绩效制和奖金制，使事业单位转变成企业单位；

二，设计院的分流：大院成为央企和国企，小院成为股份制的民营企业；

三，国家政府的设计市场管控：在允许市场收费和设计私营的同时，建立了招投标制度、甲乙丙丁设计技术资质的分级，以及建立起个人职业注册制度。设计院改革的方方面面的本质，是“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改革后最有趣的现象，不是“国家”的退缩，而是前进，即保留下来国有设计机构的现代化、国际化、专业化以及规模上的发展壮大。

近十年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国际著名建筑师的建筑设计作品。这些创意建筑师为中国设计建造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设计院，尤其是国有大型设计院，与这些国际大师配合，提供各种现实的方案和方法，使大师的设计可以最终落地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比如，库哈斯和 ARUP 合作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就是在现代集团华东院的技术配合下完成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Meuron）设计的奥林匹克国家体育场，是在中国院的合作下完成的。国家大剧院和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分别由安德鲁和福斯特设计，也都是在北京院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国内新兴的个体创意建筑师如王澍、张永和等，背后也都有一个民营或国有设计院，协助完成每个项目。无论来自国外还是国内，目前活跃的个体创意建筑师的背后，都有一个设计院：矶崎新－北京院，隈研吾－现代集团上海院，霍尔（Steven Holl）－深圳建筑总院，张永和－中科院设计院、广州白云设计院等，王澍－苏州建设集团设计院、宁波明州设计院、杭州设计院、中国美院风景设计院等，刘家琨－成都建筑设计院，张雷－南大设计院、扬州城规设计院、湖南大学设计院、浙江工大设计院等，马清运（马达思班）－上海中建设计院、船舶工业九院、深圳大学设计院等。

除了在外部与创意建筑师的合作之外，设计院在其内部也培养自己的创意建筑师个体。这种做法的最近表现，是在院内建立“名人工作室”。目的是提高设计院的品牌和声誉，提高设计和设计者个人的价值，同时也是为了提高院内设计专业水平和学术氛围，指导带领青年建筑师的成长。目前比较有影响的例子包括中国院的崔恺工作室、李兴钢工作室和陈一峰工作室，以及北京院的马国馨工作室、方案创作（邵韦平）工作室（UFo/Un-Forbidden Office）、胡越工作室和王戈工作室。

但是，就整体而言，设计院依然是一支技术的、务实的、有综合能力的、国家领导的建筑设计队伍。 今天的国家设计院，不是创新建筑师个体的对立面，而是实用与创新、国家与市场、团队合作与个人价值的动态的辩证的二元整体。

山西建筑设计院，是国企的一种具体类别，而国企是今天中国经济的龙头，在世界企业排名中也趋于前列。尽管在今天和未来中国经济中国企与民企、政府与社会的比例关系会发生变化，但是一个国家领导的市场经济应该会保留下来，成为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地区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形态。国家设计院是中国古代工官制度的现代表现的一个具体形式；工官制度是国家政府直接领导管理建筑营造和城市建设的政治体系，建立于汉朝，其著名的产物是 1103 年宋代宫廷颁布的《营造法式》，表现出国家对建筑营造细致管理的悠久传统。

设计院反映了国家领导社会、经济和技术这一悠久的中国传统。它促使我们去思考国家的伦理基础，以及这种国家伦理在欧洲和中国各自的历史形成及其差异。例如，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有城邦而没有大国，到了近代，国家政府在概念上也一直是道德和进步的对立面；而在中国，家国相连，在“家国天下”的整体伦理体系中，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概念上，国家政府是一个道德的伦理的正面力量。

对于设计院的研究，应该促使我们去想象一个新的设计伦理；这种新的伦理体系，强调跨域合作、网络关系、混合互动，质疑绝对的独立和极端的个人主义，推动一个“小写的建筑学”（architecture with small a），使建筑更具丰富的社会性和生活性。

本文由山西柱石建筑设计转自建筑网http://www.sxzsjzsj.cn/